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裹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影响及后果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历史评价
范晔《后汉书》:“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司马光《资治通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