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又逢甲午。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甲午年,成了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甲午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以史为鉴知兴替。120年后的甲午年,威武习总曾经两次提到提到“甲午”。一次是今年2月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忆“甲午剜心之痛”: “今年是甲午年。
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一次是今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道:“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习近平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那么,你可知道中日的恩怨需要追溯到1400余年前的官员663年,当时的强盛唐朝,在白江口之战(英语:Battle of Baekgang,日语:白村江の戦い,朝鲜语:),以少胜多击败了日本,使得小日本千年之内未敢在于中国叫板。下面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这次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影响。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之前,朝鲜半岛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朝鲜三国。三国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一会儿是友,一会儿是敌。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和倭(即小日本)。随着高句丽的南下,新罗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到被高句丽霸占的汉江流域后,疆土抵达黄海开始与中国唐朝结盟对付百济和高句丽。
公元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新罗传书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请求唐朝援助。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亲率十万大军进击,但没能攻下高句丽。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相反又连夺十数城。这时,唐太宗病故。唐遂从高句丽撤兵。唐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遵循唐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在金仁问的协调下,唐朝与新罗最终达成协议共同攻打百济。这样唐朝就可以联合新罗从南北两面共同攻打高句丽。于是唐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当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愿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既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今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即源于此。
百济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愿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4万余人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五千余人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七千余人和新罗海军五千余人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愿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在刘仁愿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请记住白江口之战以下数据和结果:
地点:白江口;结果:唐、新罗联军胜利;
参战方与兵力:唐朝、新罗联军,其中唐军 7,000人,唐军战船 170余只,新罗军 5,000人;日本、百济联军,其中日军 42,000人,日军战船 800余只,百济军 5,000人;
伤亡:日军战船 400只,士兵 10,000人,战马 1,000头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积极向唐朝拜师学艺,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白江之战示意图
此后数百年间的小日本,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公元701年,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直到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哟!),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这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强大的盛世是什么样子的,英勇善战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