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国运,最终在崇祯皇帝手里戛然而止。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锐意图强,铲除魏忠贤等奸臣集团,排斥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放手任选贤能,明朝局面一度气象一新,俨然一副中兴之主的气派。然而崇祯折腾了十七年,呕心沥血,苦心孤诣,大明朝却还是无可奈何花落下,在李自成和皇太极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崇祯的认真态度可谓无可挑剔,崇祯的勤奋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却为何未能挽救大明朝的衰亡命运?原因很简单,崇祯一生劳碌,为振兴明朝尽心尽力,但可惜的是,他始终未能触及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舍本逐末,却未能正本清源,才会导致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收效甚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崇祯身在局中不能看破,也属正常,明亡几十年后,康熙皇帝却用六个字说出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和大臣们谈论天下兴亡之事,论及明朝国事,康熙说了六个字:全为言官所坏。康熙认为,明朝朝廷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臣们不以国事为重,却沉浸于空发议论不能自拔,以此作为功绩。这种风气不仅在明朝的专职言官中存在,就是普通大臣,也热衷于清谈终日,不问是非对错,不管轻重缓急,一味乱放空炮,指东道西。
康熙认为,“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可谓是真知灼见。闭目塞听独断专行固然不对,但若不加限制地一味提倡广开言路,也会出现众口难调、淆乱视听等诸多弊端,严重干扰朝廷的判断,严重降低朝廷机器的运转效率。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遭到言官和大臣们的攻击,使得大明朝步履维艰,寸步难行。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明朝的议和大计,因为官吏们的干扰而破产,导致明朝丧失了唯一的翻盘机会。明朝末年最大的困局之一,就是要以有限国力,同时应对李自成和皇太极两大强敌挑战,内忧外患交织。明朝唯一的机会,只能是与关外清朝议和罢兵,求得喘息之机,然后集中火力攻击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待到中原腹地平定之后,在转手对付关外清军。
崇祯和很多大臣,早就意识到了与清朝议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每次只要议和的方案一出,朝廷言官和大臣们必定群起而攻之,“祖宗之地寸土不可与人”等义正辞严的说辞汹涌如潮,一味空谈大道理,却丝毫不顾及明朝的实际困难和当务之急。结果导致每一次议和,都在言官和大臣们的阻扰下半途而废,明朝也由此踏上不归路。
另一个例证,就是明朝的迁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从陕西誓师出兵,直指京师。明朝当时已经内外交困,完全没有能力抵挡李自成的攻击,崇祯和朝廷机关及早迁都,离开京师,转移到江南的南京,利用长江天险和江南的雄厚财赋,守住东南半壁江山再徐图恢复,是最明智的办法。然而迁都之议刚刚提出,就遭到言官的极力反对,认为是抛弃祖宗陵寝的大错,给事中光时亨甚至大言不惭地大喊:“言南迁者可斩也!”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反对声中,崇祯再次妥协,败下阵来,南迁之议也就此废止。 崇祯皇帝就这样硬着头皮呆在紫禁城中,生生被李自成给团团包围,大明朝彻底毁灭。因此明朝的灭亡,言官的空发议论,是最直接的原因。假若没有这些人的干扰和阻挠,崇祯能够像铲除魏忠贤那样乾纲独断,相信结局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