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致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国军高层日记中的抗战：日军撤退被报成胜仗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
薛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五万余 遭同僚笑斥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蒋介石估日军伤亡放大十倍 估己方伤亡缩小十倍
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对外公布的伤亡人数，亦有这么大的“水分”。
蒋梦麟考察国军征壮丁：十之八九死于路途
1939年11月，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前方后方总计开小差的，一月有13万之多。后方“开小差”应指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相关史料显示，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更为惊人。国府官方战后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除征拉过程中的折损，实际送达前方部队者有1200万人。这意味着90%以上的壮丁送到了战场，中途折损不到10%。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数据与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路线为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桂林-湘西镇远-贵阳-重庆，据称这一线路是壮丁必经之道，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他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国军将领总结打败仗原因：蒋介石爱直接指挥
一般认为，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2个大队对付国军1个师，或以一营对付国军一个师。国军则需以5师、6师对敌1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
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军的负面性评论。史迪威对国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 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77]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那么，国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
国军将领借抗战之机坐大：李宗仁“最难应付”
学界一般以为战前的地方实力派因一致抗战而逐渐归顺中央，却忽略了另一现象，即一批军事将领借抗战之机坐大，甚至形成新的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固然喜欢越级指挥，而将领骄不受命，则是问题的另一面相。抗战初期，徐永昌就感慨：“在今日，命令电报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员长亲与前方将领之电话或者有效耳。”到抗战后期，情况更是如此：
午前为章来述其消极意念，略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有四五省区高级将领，“视此为千载一时良机，乘中央无暇他顾，要挟欺骗，扩张其地盘，充实其军队，危害党国，破坏抗战于无形之中，此等败类，真擢其发不足以数其罪也”。何成濬尤其痛感桂系势力在抗战时期的膨胀，认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最难应付”;中央政府对“广西事向不能过问”。张发奎也指出，白崇禧是真正拥有在广西决定一切权力的人，虽然他身在重庆，但他真正控制着广西省的党政军事务，是广西实际上的“灵魂”。中央连半个人都安插不到广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领的手中，甚至连陈立夫CC系的势力都不敢渗入广西的国民党。
国军抗战官方战报水分多历史研究者需细心鉴别
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历史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
最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民国党政军人物的日记陆续公开，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当然，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astman)先生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他进一步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128]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