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呼“九帅”。曾国荃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七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从小颇受乃兄之影响，《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后又师从湘军统帅、大儒罗泽南。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以及曾国藩的言传身教，都对曾国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曾国荃“自谓是笃实一路人”，把治国经邦作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仅举优贡。
老九刚刚被选为优贡(估计还有曾国藩的因素在)，就碰到太平军打进了湖南。其兄曾国藩被要求在长沙组织团练，对付太平军。他也随兄到长沙帮助办理。但在咸丰四年初湘军大举东征之前夕，老九回乡继续读书。
咸丰六年(1856)，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荃投笔从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长，攻打吉安，其军号曰“吉字营”。在众多湘军名将中，老九是后起之秀，却也是崛起最快的，“吉字营”屡建奇功，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曾称老九是福将。在湘军东征中，老九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他先后攻克安庆、南京等重镇，与其兄同日封爵，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
后来，曾国荃先后担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时至今日，都摆脱不了“老饕曾九帅”之骂名。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千四百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二百一十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国荃性喜财货，但也并非悭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人物评价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与彭玉麟的恩怨：彭玉麟、曾国荃，一个是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一个是湘军陆师最重要的将领。在威名赫赫的湘军中，两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理说，两人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应该和衷共济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诛杀其老弟曾国荃，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