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史记》是一部通史，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中国，还囊括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司马迁对于成都历史文化的记述不可能是面面俱到，而只能是重点突出，写下了成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学家司马迁八世祖，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司马错学属纵横家。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军灭亡蜀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领陇西军南下东攻楚国，迫使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其后事迹不详。
司马迁老祖辩赢张仪
“蜀国”由此变为“蜀郡”
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其历史原本属于古蜀文明的范畴。在成都平原上，经过蚕丛氏、柏濩氏的酋邦时代后，至鱼凫王始建立了古蜀王国。鱼凫王朝之后，成都平原上又依次经历了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开明五世时，古蜀王国的都城由郫邑迁入成都。从酋邦而国家的数千年间，古蜀文明自成一脉。但是发生在秦惠王二十二年(前316年)的秦蜀之战却彻底改变了古蜀历史，也改写了成都的历史。
话说末代蜀王开明十二世有一个弟弟苴侯被分封在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部)。但苴侯私下与巴王交好，与蜀王不合，双方在公元前316年爆发战争。可笑的是，交战双方又都向秦告急。秦惠王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在具体方针上犹豫不决。大将司马错主张顺势而攻蜀，连横家张仪则力主全力伐韩，问鼎中原。秦惠王倒是很聪明，他特意主持了一场说辩论赛，辩题是“攻蜀利弊论”。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这场特殊的辩论的场面和各方的辩词。张仪先说，蜀(成都)并不重要：“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现在放着天下的朝市不去争，偏要去打蜀地，这与王业岂非背道而驰!言下之意，蜀中地理偏僻，文明落后，与戎狄无别，秦国发兵攻蜀，即便赢了战争，也无名可得，无利可图。乍听上去，张仪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紧接着，司马错提出了与张仪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蜀虽西僻之国，境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但也算得上是“戎翟之长”，是西南诸侯群雄之首。蜀中内乱，实在千载良机，为秦找到了战争的借口。况且，以秦攻蜀，如同豺狼逐群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蜀的土地和金银财宝，既利国又利民。至于张仪说的无名，司马错也不赞同。秦攻蜀是应苴侯之求，有“禁暴止乱之名”，天下不仅不会以为秦朝贪婪、暴虐，还会觉得秦有功天下，实乃名利双收啊!总之，攻蜀易而无隐患，攻韩、劫天子，则成不义之名且有战败之危!对于君王来说，凡事不过得失二字。司马错的分析句句说到了秦惠王的心坎里。
其实司马错和张仪在军事上的意见相左，说到底是二人对于蜀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上有高低之别。战国时期，纵横之士以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天下，或战或和往往在于唇齿之间。而张仪又是这一特殊群体负有盛名的辩论家。但在这次争辩中，张仪在见识上实在不及司马错。经过激烈的辩论，秦惠王认为司马错所言更符合实际，也对秦国更有利，司马错获得本场最佳辩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这里时，是颇为自豪的，因为司马错正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对于由其祖建议并发动的这场战争，司马迁自是了然于心。
公元前316年，是成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这年秋天，秦惠王派遣司马错、张仪等率军从石牛道攻入蜀地，开明十二世大败，秦军直下成都。开明王在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时被秦军追杀。蜀太子逃至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古蜀王国灭亡，秦设蜀郡。对于成都平原来说，从国家而变为一郡，成都由蜀都变为蜀郡治所。从此，不管秦在蜀地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蜀(成都)已经在事实上被纳入到更宏大的文明体系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对于当时诸侯纷争的天下大势来说，秦攻蜀，进一步打破了诸侯间原本的势力均衡，对秦朝扫平六国，一统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成都的战略地位，司马迁也是承认的，“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因此，公元前316年发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场战争，无论是对于成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年份。如果没有《史记》这般丰富、准确的记载，人们对于这一历史节点的认识将不会如此清晰。
《河渠书》记载都江堰
解读成都平原何以成天府
约在东汉时期，成都成为公认的天府之国。天府美名天下扬，至今仍为成都人津津乐道。我曾听老成都人骄傲地说，成都这个地方，随便插根筷子，都会发芽。这话说得有底气，听着也提神。不过，要说到成都何以变成天府之地，具有化筷子为竹子的神奇，就不能不感激一个人了，他就是秦昭王时期的蜀郡守李冰。
水与城市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水孕育着城市文明。但“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成都平原是一个由七条河流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但在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前，成都的发展长期受到洪水的困扰，尤其是岷江水患直接威胁成都。唐代诗人岑参就作过这样两句诗：“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石犀》)。那时，蜀王不得不选择广汉、新都、郫等作为蜀都，成都连蜀之中心的地位都不稳固，更别说什么天府之国了。
李冰秉承“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法则，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这才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等，对成都起到了防洪、灌溉、运输等多重功能。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要讲都江堰水利本身，而是要透过《史记》看成都。
且看司马迁对此是怎样记载的。《史记》“八书”中有一篇《河渠书》，专门叙述从大禹到汉武帝时期的水利事业发展史。在《河渠书》中，司马迁数次提到巴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开凿离碓(碓字的本意是环于水中的巨石或小丘)，免除了沫水的危害，又在灌县把岷江分为郫江(内江)和检江(外江)，流经成都平原。这些水渠可以用来运输，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老百姓们都分享到了它的恩赐。好一句“穿二江成都之中”，既形象又准确地描述了成都与二江水乳交融的态势。
对于李冰、都江堰水利工程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史记》并没有直接的说法。但司马迁在书中要写什么，怎么写，当然也经过了一番掂量和斟酌。因此，可以说司马迁虽未明说，却已说明。这正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货殖列传》赞巴蜀“沃野”富饶独特物流天下
蜀地物产素称富饶，这里有着独特的风物制度和地域风情。对于呼吸过巴蜀气息的司马迁来说，自然也有深刻的体会。《史记》一书较为集中地记载各地地理、物产、风俗喜好的篇章当推《货殖列传》。司马迁是这样记录巴蜀风物的：“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司马迁赞叹蜀中为“沃野”，这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得到的褒奖。
这里盛产的物品有栀子(可入药或染色)、生姜、丹沙(古人炼丹药的原材料之一，也有药用价值)、石头，还有铜铁等金属和竹木等绿色环保材料，以及笮马、旄牛等。这些都是司马迁亲眼目睹到的，史笔落处，尽成山水。当他在多年后写到这些时，想必会忆起在蜀中的难忘岁月，蜀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耄耋长者和垂髫小儿，想到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
如今漫步在成都周边的古镇上，随处可见或精美或浑朴的竹编木器。成都人至今仍钟情于栀子花。假如你读过《史记》中的这段文字，那么在这片土地上，你就能感受到从历史中散发出的浓郁风情，体会到历史与现实并不遥远。当然，巴蜀在地理交通上也受到天然的局限，司马迁说它四周闭塞，不过勤劳的蜀人修筑了千里栈道，又与关中无所不通了。《史记》塑造了成都“沃野”的物产形象，也谈到了四川与外界交往的难易问题。
总之，《史记》记录了成都城市史的新篇章，写出了成都的物产资源，反映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这些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成都和成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讯息。除了这些物态的丰富记载外，还有一个成都人让司马迁念念不忘，他就是与司马迁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司马相如，我们下期再说。
